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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莽简介,王莽生平简历

  哀帝在位六年,死时二十六岁,没有儿子嗣位。他的祖母傅氏、母亲丁氏,也已经先他死去。太皇太后王政君得知哀帝死讯,立即赶往未央宫收取皇帝的印玺,并派人急召她的侄子王莽入宫主持丧事。接着,罢去大司马董贤的职务,由王莽接任。又派车骑将军王舜持节前往中山国,迎接中山王刘箕子(即刘皉)来京师继位。他就是平帝。
 
  平帝即位时年仅九岁,由太皇太后临朝称制,大司马王莽掌管朝政。平帝的母亲卫姬及外家,都不准来京师侍候平帝。这位小皇帝成为汉家的招牌,实际的朝政大权落入王氏家族手中,而王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。
 
  王莽发迹,与王氏家族的勃兴,息息相关。他的先世田安,即项羽所封济北王。田安失国之后,齐人称之为“王家”,因此就以“王”为姓。王莽的曾祖父王贺,武帝时为绣衣御史。祖父王禁,宣帝时任过廷尉史。他们都是汉廷的一般官员。直到王莽的姑母王政君,在元帝时被立为皇后,这个旧的贵族之家,才由衰微而再度勃兴。汉成帝即位后,王政君成了皇太后,王氏一族贵幸倾朝。他们先后有十人封侯,五人为大司马、大将军领尚书事,执掌汉家的朝政大权。朝廷公卿、大夫、侍中、诸曹、郡国守相、刺史,也多出自王氏之门。王氏家族成为西汉末年权势最大的政治集团,王莽即依附这个家族一跃而为汉朝的头面人物。
 
  王莽的父亲王曼,是王政君的异母弟。因为王曼早死,来不及封侯,所以王莽自幼孤贫。但是他“内事诸父,曲有礼意”(《汉书·王莽传》),受到王氏兄弟的信任。王凤病重时,王莽小心侍候,连月不解衣带。临死前,王凤荐举他为黄门郎,又迁射声校尉。后来,又经他的叔父王商,以及一些官员的推荐,成帝封他为新都侯,擢迁为骑都尉、光禄大夫侍中。为了谋取高官厚禄,王莽收养名士,对宾客施加小恩小惠,结交朝廷的大官僚,作为他的进身之阶。绥和元年(前8年),由于他的叔父王根的推荐,王莽接替王根为大司马,执掌汉廷大权。但是,不久成帝死去,哀帝继位,外戚傅氏、丁氏得势,王莽被迫辞职。元寿二年(前1年),哀帝死,王莽才重任大司马。
 
  王莽执政之后,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并进一步夺取汉室最高权力,便大施各种权术。他培植党羽,安插心腹,提拔附顺他的官员。他的亲信王舜、王邑、甄丰、甄邯、平晏、刘歆、孙建等人,都分别被授予重要的职务。对官员中的异己者则加以排斥,有的免官,有的罢去官爵后迁徙边远地区。甚至连他的叔父王立,也被遣回封地,以免干涉他的行动。同时,他还唆使公卿上书太皇太后,攫取州牧及二千石官员的任免权。
 
  为了笼络人心,取得宗室、老臣的支持,王莽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代为侯。对二千石以上的退休官员,则发给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,直到老死为止。当青州(今山东地区)、其它郡国发生旱灾、蝗灾时,王莽率先上书,表示愿捐钱一百万,献出土地三十顷,交大司农分给贫民。遇有自然灾害发生,他就素食,以博取忧国忧民的声誉。
 
  王莽又利用古文经学派,作为代汉及改制的工具。事情是这样:汉武帝尊崇儒术,立太学,设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。博士们传授的经书,都是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,所以称为“今文经”。当时的公羊学,以及后来的谷梁学,即属于今文经学派,曾经盛行一时。到成、哀之际,刘歆受命校订秘府藏书,曾发现一部《春秋左氏传》,是用先古文字写成的。刘歆认为,它的作者左丘明,与孔子是同时代人,他们的好恶也相同。与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依靠传闻解释经义相比,《左氏传》更符合《春秋》宗旨。因此,刘歆建议将《春秋左氏传》,还有当时陆续发现的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等都列于学官。
 
  但是,博士们不赞成,刘歆写信指责他们,结果遭到一阵攻击。因为今文经学派势力大,刘歆只好离开京师,到外地当郡守去。刘歆要立的四种经书,都是用先秦篆文书写的,所以称为“古文经”。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,儒家发生了内争,儒学也分成为两派。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文字不同,更主要的还在它们释经的内容、政治历史观也大相径庭,于是便演变成以经学为形式的政治派别的斗争。
 
  平帝即位后,王莽执掌大权,古文经学美化古制、倡导复古的主张,正是新莽代汉、托古改制最好的工具。在王莽的支持下,古文经学再度兴起。他将刘歆召回朝廷,委以重任。刘歆先后任右曹太中大夫,迁中垒校尉、羲和、京兆尹,又封红休侯,掌儒林史卜之官。刘歆要表彰的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四种古文经,也都被列于学官。王莽还扩充太学,扩建太学生房舍。增立《乐经》于学官,将五经增为六经。每经的博士增为五人,每个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,进一步扩大博士及其弟子的人数。在郡县设立学校,设置经师,招收生徒。他又网罗天下异能之士,凡通晓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、天文、图谶、钟律、《月令》、兵法、《史篇》、小学、医药、方技的人,由地方官备车马遣送京师,前后达数千人。王莽所征募的“异能”之士,自然都是古文经的信奉者。他们在京城讨论经传,撰写释经的文字,“正乖缪,壹异说”(《汉书·王莽传》),对今文经学发动攻击,并把今文经学作为异端思想加以剿杀,以求达到统一学术思想的目的。王莽通过表彰古文经学,为新莽代汉、托古改制造成舆论。在经学的外衣下,思想学术愈益演变为政治说教,成为维护这个政权合法化的工具。
 
  与此同时,王莽攫取汉室最高权力,也在加紧进行。他出任大司马仅仅几个月,便指使亲信上书替他邀功请赏,得到太皇太后的宠信,被封为太傅,赐号“安汉公”。元始三年(公元三年),王莽又策划立他的女儿为皇后。翌年,他果然成了平帝的岳父。这种联姻无疑使王莽既得的权力进一步得到了巩固。但是王莽并不满足,他的心腹王舜等人,又上书大造舆论,认为王莽的“功德”,可与殷朝的阿衡伊尹、周朝的太宰周公相比,应兼采“阿衡”、“太宰”的称号,以“宰衡”封王莽,位居上公。于是,太皇太后亲封拜,王莽官为宰衡、太傅、大司马,可谓位极人臣。他还接受“九命之锡”,即皇帝赐予九种表示极尊的器物,其权势之大和声望之高,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就在这时,泉陵侯刘庆上书声称:汉平帝年轻,“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,如周公”(《汉书·王莽传》)。王莽问鼎的野心,正在一步步实现。然而他行天子事,平帝毕竟是绊脚石。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,平帝突然驾崩,使王莽更加得心应手。在他一手操纵之下,宣帝最小的玄孙、年仅两岁的孺子婴,被立为皇太子。一时,王莽代汉舆论四起,符命图谶随之出现。有人浚井挖得一块白石,上面写有红字: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。王莽指示亲信上奏此事,太皇太后无可奈何,令王莽居摄践祚。于是,王莽服天子皊冕,南面朝群臣,做起了“假皇帝”。
 
  仅仅过了三年,王莽以假造的金匮符命,逼令元后交出传国玺,准备改朝换代。公元九年,王莽抛掉孺子婴,摘下汉家招牌,改国号为“新”,改元“始建国”,做了真皇帝。
 
  王莽摄政及代汉,不仅没有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得以缓和,反而愈益加深了。还在他摄政刚刚四个月,宗室刘崇因不满王莽专制朝政,遂与张绍合谋起兵攻宛(今河南南阳)。第二年,东郡太守翟义移檄郡国,以王莽“毒杀平帝,摄天子位,欲绝汉室”为号召,发兵十余万讨伐王莽。槐里人赵明、霍鸿等人,在关中起兵响应。王莽惊恐万状,立即分派王邑、孙建、王奇、王级领兵镇压。王莽建立新朝那年,又有宗室刘快起兵胶东。
 
  这些反莽的兵火,大多属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火拼,表明王莽代汉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,给新莽政权又蒙上一层阴影。
 
  新朝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,加以新的政治动荡,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困境。为了摆脱危机,稳定政局,集中权力,王莽登位后,即下令改制。主要内容有如下几项。
 
  改变职官制度。在中央,设“四辅”,位上公;又设“三公”、“四将”,合十一公。“三公”之下,设九卿,分属三公。九卿之下又有大夫、元士之设,分主中都官诸职。此外,还有“六监”,位皆上卿。在地方,仍然实行郡县制,郡守称“大尹”,县令长称“宰”。王莽仿效古制,对职官制度作了较大改变,职官名称及秩名也都全部更改。
 
  推行“王田”制。王莽认为,土地兼并起于“废井田”,造成弱者无立锥之地。他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,解决土地问题。始建国元年(公元9年),王莽下令推行“王田”制。法令规定,凡男子不满八口之家,占地超过一井(九百亩)的,必须将多占土地分给九族,或者乡里;没有田地的,按一夫一妇百亩之制,授予土地;土地不许买卖。这个规定直接损害官僚贵族、豪强地主及商人的利益,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,结果只推行三年即告废止。
 
  禁止买卖奴隶。西汉末年,随着土地兼并加剧,奴婢数量不断增加,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始建国元年(公元9年),与推行“王田”制,同时,又改奴婢为“私属”,禁止买卖奴婢,以维系小农“王田”制同时,又改奴婢为“私属”,禁止买卖奴婢,以维系小农经济,保证农村劳动力。但是奴婢买卖并未停止,犯禁者数不胜数。因此,天凤四年(公元17年),又重申禁止买卖奴婢,规定“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,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”
 
  (《汉书·王莽传》),即通过加重征收口赋的办法,制止买卖奴婢,然而收效仍然不大。
 
  实行“五均”、“赊贷”、“六笔”政策。这是一项工商市场管理政策,始建国二年(公元10年)开始实施。所谓“五均”,即在长安、洛阳、临淄、邯郸、宛、成都等城市,设置五均官,称为“五均司京师”,由长安东西市令、其它五大都市长充任,管理五谷、布帛、丝绵等物价。五均官在每季的第二个月,要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,以稳定市场的价格。上述货物滞销时,五均官要按质量由官府以原价收购。如果市场货物超过标准价,官府则将掌握的货物,按标准价出售。如果低于标准价,则听任自相买卖。五均官所属的钱府,还负责征收工商税。
 
  “赊贷”指官府发放贷款。凡是贫苦的百姓,因无钱办理祭祀和丧葬,可以暂时向官府借钱,祭祀的借期不超过十天,所借丧葬钱限于三个月内还清,官府不收取利息,这种贷款称为“赊”。还有一种贷款,即贫民经营产业,如果资金短缺,可向官府预借,官府收取的利息,每年不超过十分之一,这种借款称为“贷”。
 
  “六管”是指官府统一掌管六种经济事业。这就是对盐、铁、酒实行专卖;名山大泽、铸钱、五均赊贷,由官府管理。这是六种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较大的事业,由官府实行垄断,目的在于避免豪民富贾从中渔利。
 
  变更币制。自从汉武帝统一货币以来,至西汉末年,五铢钱成为当时通行的货币。
 
  居摄二年(公元7年),王莽变更币制,另造新币大钱、契刀和错刀三种,与五铢钱同时并行。始建国元年(公元9年),王莽登位后,又废错刀、契刀和五铢钱,另造小钱,重一铢,与大钱并用。翌年,王莽再改币制,分黄金一品,银货二品,龟宝四品,贝货五品,钱货六品,布货十品,共计五物,六名,二十八品,统称为“宝货”。这些货币品名繁多,质量不纯,加以使用原始货币,更为混乱,结果新币无法流通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好使用小钱、大钱两种,龟贝之类,不得不废止。天凤元年(公元14年),又罢大钱和小钱,改作货布和泉布。王莽几次变更币制,造成货币流通混乱,社会经济遭到破坏,而每次改币都有不少人破产。至于犯私铸之罪,全家被没为官奴婢,或者被罚作苦役的,更是数不胜数。
 
 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。王莽认为,边疆少数民族“僭号称王”,“违于古典,缪于一统”,所以统统贬“王”为“侯”。始建国元年(公元9年),他派遣使者收回原汉朝授予的印绶,改授新朝的印绶,引起少数民族强烈的不满,关系也日趋紧张。对于匈奴,除了改授新朝的印绶外,又加给一些侮辱性的称号,称匈奴单于为“降奴服于”,后来又改称为“恭奴善于”,使宣帝以来和好的汉匈关系遭到破坏,匈奴再度入塞劫掠吏民和畜产。为了对付匈奴的骚扰,始建国二年(公元10年),王莽从各地征发囚徒、丁男及甲卒三十万人,由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,准备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进攻。此后匈奴继续虏掠不绝,北部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。
 
  为了进攻匈奴,王莽强征高句骊兵,高句骊人大量逃出塞外。始建国四年(公元12年),王莽派辽西大尹田谭追击,结果田谭战死。王莽又派严尤进攻高句骊,诱杀高句骊侯驺,并将高句骊改名为“下句骊”,引起高句骊、夫余等族更大的反抗。
 
  与此同时,西南地区的皌町王邯,因怨怒王莽贬王为侯,遭到柯大尹周歆杀害,当地少数民族因此起兵反抗。天凤元年(公元14年),王莽派遣冯藏发巴、蜀、犍为吏士进攻皌町,士兵因疾疫而大批死亡。天凤三年(公元16年),王莽又派廉丹和史熊发天水、陇西、巴蜀等地吏民十万人,转输者合二十万人进攻皌町,士兵因饥疫而死亡数万人。
 
  此外,西域各少数民族,也因王莽改王为侯,与新朝关系逐渐恶化,以至中断与内地的往来。
 
  新莽代汉及其改制,本是汉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借以挽救汉室于危亡,也符合王莽攫取最高权力的愿望。然而新莽取代汉室本身,由于不合封建“正统”观念,在道义上得不到广泛的支持。王莽摄政及登位之后,立刻遭到统治集团另一部分人起兵反对,形成政局持续不稳的局面。甚至后来一些参加农民起义的贵族,仍然以“复汉”为号召,使王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的地位。这是新莽代汉及改制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。而王莽改制企图牺牲官僚贵族、富强地主及富商的部分利益,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做法,又使王莽在政治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的境地,因而改制受到很大阻力而无法继续推行下去。再加上改制不切时宜,甚至照搬古制,政策又屡屡变更,以及吏治败坏,官员营私舞弊,因此改制失败是必然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新莽代汉及改制如同火上加油,使汉末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,因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,终于爆发了。
 
  继居摄二年(公元7年),长安附近爆发赵明、霍鸿领导的起义之后,天凤二年(公元15年),边郡五原及代郡又爆发农民起义。天凤四年(公元17年),又有临淮瓜田仪起义于会稽。同时,琅琊海曲(今山东日照西)吕母,因儿子吕育被县宰冤杀,遂聚众百余人为子复仇,并发展成万余人的起义队伍。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艾,更大规模的绿林起义,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。
 
  天凤四年(公元17年),荆州地区饥荒严重,百姓只能挖掘草根充饥,生命受到严重威胁。新市(今湖北京山东北)人王匡、王凤遂被饥民推为渠帅,率领数百人起义。接着,南阳人马武,颍川人王常、成丹等,也加入起义队伍。这支起义军据守绿林山(今湖北大洪山),不久发展成七、八千人的队伍,历史上被称为绿林军。
 
  地皇二年(公元21年),荆州两万官兵进剿绿林军,遭到起义军迎头痛击。王匡等在云杜(今湖北京山)迎击荆州军,杀敌数千,缴获官军所有的作战物资。起义军乘胜攻取竟陵(今湖北潜江西北)、云杜、安陆(今湖北安陆北)等地。起义军回到绿林山时,队伍已发展到五万余人。
 
  地皇三年(公元22年),绿林山一带疫病流行,起义军死亡很多,不得不分兵两路,向其它地区转移。一路由王常、成丹率领,西入南郡,称为“下江兵”;一路由王匡、王凤、马武、朱鲔、张皍等率领,北进南阳,称为“新市兵”。同年七月,王匡等率起义军进攻隋县(今湖北隋县),平林(今湖北隋县北)人陈牧、廖湛等率千余人响应,称为“平林兵”。
 
  荆州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,新莽政权摇摇欲坠,一些贵族豪富无不为之震惊。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、经济利益,纷纷打出反莽的旗号,加入起义军。如西汉宗室刘玄,在陈牧起义后,即加入了平林军。另一宗室刘皏、刘秀兄弟,则聚族人七、八千人,起兵于舂陵(今湖北枣阳南),称为“舂陵兵”,并与新市兵、平林兵联合反莽。
 
  与南方绿林起义几乎同时,另一支义军劲旅赤眉军,正在东部地区逐渐发展壮大。
 
  天凤五年(公元18年),琅琊(今山东诸城)人樊崇,在莒县(今山东莒县)聚众百余人起义。这一年,青、徐地区正闹饥荒,贫苦农民纷纷起义响应。一年之间,队伍发展到一万余人。当时,东莞(今山东沂水)人逄安、东海(今山东郯城)人徐宣、谢禄、杨音等,也同时起义,共有数百人,并与樊崇会合,壮大了樊崇领导的起义力量。他们提出“杀人者死,伤人偿命”的口号,彼此“以言辞为约束”,共同遵守义军的纪律。他们没有文书、旌旗、部曲、号令的设置。在义军内部,首领被尊称为“三老”,其次为“从事”,再次称“卒史”,相互间称“巨人”,体现了义军平等的关系。这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起义军,与南方的绿林军遥相呼应,成为当时反莽的两支主要的农民军。
 
  樊崇与逄安等会合之后,他们联合攻打莒县未下,便向莒县东北进击,转战姑幕(今山东安丘南)一带,击败王莽军探汤侯田况,共歼敌一万余人。之后,他们北入青州,又回师泰山。义军所到之处,打击豪富,开仓赈济,深得饥民拥护。
 
  起义军的声势,震动了新莽集团。地皇二年(公元21年),王莽派太师景尚、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镇压。官军沿途烧杀掳掠,各地人民无不遭殃。第二年,樊崇再次击败王莽军,杀死其统帅景尚,取得又一次的胜利。
 
  地皇三年(公元22年)四月,王莽在损兵折将之后,又派太师王匡(与绿林军王匡同名)、更始将军廉丹将兵十余万人,气势汹汹地扑向东平(今山东东平东)一带。樊崇闻讯,准备迎战。为了与王莽军相区别,义军用朱红涂眉,因此被称为“赤眉军”。王莽军所过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当时流传一首民谣,表达了人民对官军的痛恨:“宁逢赤眉,不逢太师;太师尚可,更始杀我!”
 
  王匡和廉丹到达东平后,正值索卢恢在无盐(今山东东平东南)起兵,以响应樊崇领导的赤眉军。这年冬天,王匡和廉丹先攻取无盐,杀害起义人民一万多人。
 
  当时赤眉军董宪等数万人,正驻扎在梁郡(郡治今河南商丘南),王匡及廉丹乘胜引兵进击,双方大战于成昌(今山东东平东南)。结果官军大败,士卒死一万余人。王匡战败后逃走,廉丹及校尉汝云、王隆等二十余人被杀。赤眉军取得这一辉煌的战果,沉重地打击了王莽在东部的统治。王莽又派国将哀章率军与王匡余部汇合,妄图继续镇压赤眉军。但是官军数战不利,已经无法挽回败局。于是,樊崇率赤眉军十余万人,还军围攻莒县。又转战东海、楚、沛、汝南、颍川、陈留、鲁城、濮阳等地。最后,赤眉军发展成数十万人的队伍,并控制包括今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的一部分地区。这对驰骋中原的绿林军,在客观上无疑是有力的支持。
 
  绿林军分兵转移后,不久又汇合,并与舂陵兵联合反莽。地皇三年(公元22年),新市兵、平林兵与舂陵兵西击长聚,攻破唐子乡(今湖北枣阳北),杀湖阳(今河南新野东南)尉,又乘虚攻取棘阳(今河南南阳市南)。接着,刘皏、刘秀率军北上,准备进攻宛(今河南南阳市),途中与王莽军甄阜、梁丘赐相遇,两军战于小长安聚(今河南南阳市南),结果兵败被迫退守棘阳。甄阜、梁丘赐引十万精兵乘胜追击,将辎重留在蓝乡,企图将起义军消灭于皐水(今河南泌阳县境内)一带。
 
  更始元年(公元23年)正月,义军在夜袭蓝乡,缴获官军全部辎重之后,舂陵兵与下江兵遂发起攻击。他们斩杀甄阜和梁丘赐,歼灭官军两万余人。这时,王莽军严尤、陈茂见主力军大败,准备率军退至宛城据守,却在皒阳(今河南新野北)与刘皏、刘秀发生激战。严尤、陈茂战败,起义军遂进围宛城。
 
  同年二月,起义军拥立刘玄为帝,改年号为“更始”,以王匡为定国上公,王凤为成国上公,朱鲔为大司马,刘皏为大司徒,陈牧为大司空,其余将领为九卿将军。当时,南阳豪强所支持的刘皏没有取得政权,并在拥立问题上反对刘玄称帝,这就在更始政权内部埋下了不和的种子。
 
  更始政权建立后,义军士气更加高涨。他们分兵两路:以主力进攻宛城,以便西进关中;又派王凤、王常、刘秀北上,于三月间攻占昆阳(今河南叶县)、定陵(今河南舞阳东北)、郾(今河南郾城南),缴获许多物资和粮食,支援围攻宛的主力。
 
  王莽得知甄阜、梁丘赐被杀,更始政权建立,更加慌成一团。这年五月,他派大司徒王寻、大司空王邑到洛阳,调发州郡精兵四十二万人,南出颍川(今河南县)与严尤、陈茂的余部汇合,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。他们首先纵兵包围昆阳城,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开始了。
 
  当时,昆阳城中的义军只有八九千人,双方力量对比非常悬殊。面对占压倒优势的王莽军,起义军决定由王凤、王常守城,派刘秀、宗佻和李轶等十三人,乘黑夜自南门突围出城,到郾和定陵调发援军。
 
  王莽军仗着优势兵力,将昆阳围成数十重。他们挖掘地道,使用冲车、楼车攻城,对昆阳发起猛烈攻击。但是义军坚守城中,官军久攻不破。
 
  同年六月,刘秀发郾和定陵的援军赶到,并亲率步骑千余为前锋,在距离官军四、五里远的地方摆下阵势。王寻、王邑派数千人迎战,都被义军击败。
 
  义军初战告捷,愈战愈勇,士气更加旺盛。于是,刘秀组成敢死队三千人,从昆阳城西突击敌人中军兵营。这是王莽军指挥机关所在地。义军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,打得官军措手不及,王寻、王邑亲自率军万余人迎战,命令其余各部坚守阵地,不得随便行动。
 
  但是王寻、王邑出师不利,军阵大乱,义军乘势猛打猛冲,锐不可当,遂将王寻杀于乱阵之中。
 
  昆阳守军闻讯,擂鼓呐喊,奋勇杀出城外。两支义军里应外合,杀声震天动地,官军丢盔弃甲,溃不成军,被杀者不计其数。又逢风雨大作,皔水暴涨,夺路逃命的官军,纷纷跳入皔水,溺死者数以万计。王邑、严尤、陈茂等人,渡皔水逃走,遗弃辎重无数。
 
  昆阳大战给予王莽致命的打击,各地起义浪潮更加高涨,新莽垮台指日可待。与此同时,刘皏和刘秀在攻宛及昆阳大战中,战功卓著,威名益盛,他们与更始政权的矛盾也随之加深。结果在昆阳战后,刘膇及其部将刘稷,遂在宛同时被杀。刘秀因一时无力反抗,只好暂时隐忍,并亲自从父城赶赴宛城,向刘玄表示“谢罪”。
 
  昆阳大战之后,绿林军兵分两路:一路由王匡率军北上进攻洛阳;一路由申屠建、李松率军西进长安。这年九月,西进的绿林军破武关,从宣平门攻入长安城,得到城中人民的响应。王莽躲入未央宫渐台,被商人杜吴杀死,至此新莽政权宣告垮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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